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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近农民工城里生活又一年襄樊

发布时间:2019-10-09 14:16:49

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的农民工兄弟们是咋想的?请听――

工棚夜话

本报记者 顾仲阳

1月15日晚上6点。三九寒天,华灯初上。东四环边上的一个工地大门口,走出一群农民工。他们刚在食堂吃完晚饭,往临时工棚走。

9000元的工钱终于拿到3000元

王来伟,21岁,老家河北邯郸,在京务工5年。

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,王来伟还算满意。一天三餐吃食堂,不花钱,管饱,菜也不错,食堂中午晚上都是荤素搭配,还有汤。“不少工地吃的比老家都好!挺不错!”一个月1100元钱的工资,自己一个月花销不超过100元,“如果工钱能顺利到手,一年下来,能攒个1万来块钱,比在老家干强多了。”

但王来伟也有不少烦心事。去年3月到11月,他在机场路附近的一个工地干了8个月的活。完活结账时,老板说资金周转困难发不出工资,让他们等等。左等右等,杳无音信。被逼无路之下,他们打110报过警,在劳动局集体反映过情况。快到年底还是没有得到解决。上过中学的王来伟,看新闻时,得知年底政府抓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,便告诉开发商老板,再不解决,他们便到电视台告去,这下老板才害怕,支付了部分拖欠工资,并答应他们春节返乡前全部付清。王来伟近9000元的工资终于拿到了3000元。“要是每次都得这么要钱,这活就没法干了!”

另一件烦心事挺伤小王的自尊。有一次在一所中学干活,去厕所方便时,正赶上学生课间休息。他清清楚楚地听见有学生在背后说他穿得破破烂烂,像个乞丐。“那时我真想冲上去抽他一大嘴巴,没有我们,他们哪来新房住,哪来新教室上课!” 小王挺喜欢北京,在他看来,北京人素质挺高,对农民工也比较包容。

谈起新年希望,小王憨憨一笑:“希望我们的工资能更高点,希望每次干完活都能拿到工资,希望我们的劳动更受人尊重……太多了,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吧!”

“要是晚上有点娱乐就好了”

王来伟他们的住地,是一长排临时搭建的工棚,划成几个房间,双层大通铺,8个人住十几平方米,空气中有一股很重的汗臭味。

这样的住处,工友们说,夏天热了点,但还能用个小电扇吹吹;冬天没暖气,挺冷,睡觉前,得开一会电热毯,把被子焐热了,再钻进去。就是夜里出去方便时,得裹着被子下床,不然冷得受不了。但对于吃苦耐劳的农民工兄弟来说,这样的条件“还算凑合,挺得住,过得去”。

对于来自河南周口的刘福顺来说,难过的是如何打发这晚上的空闲时间。洗完脸,洗完脚,工友们有的三五成群地坐下来,打打牌,说说话,喝上两口,有的出去到附近的地摊小店溜达溜达。

而这些,刘福顺都不喜欢。整个房间,就剩他一个,有事没事地就躺在床上。时间还早,根本睡不着。躺着躺着,就想起了还在老家上学的两个孩子,还有躺在病床上的老妈,心里难受得很。于是他就一根一根地抽闷烟。

实在想家了,老刘就出去找个“话吧”,给家里打个电话,一星期、十来天打一次,打之前,每次都想着少说几句,赚钱太不容易。可每次一打,便挨个和亲人们说话,听着他们久违的声音,老刘总是忘了电话费贵。

“要是晚上有点娱乐就好了,这样我能少抽点烟。”可是大多数建筑工地,都没法看电视。这几天刘福顺正狠狠心,琢磨着给自己买个小收音机,这样他就能躺在床上听听他喜欢的相声和评书了。

王树锁京城卖蒜记

郭炳华 闫秀真

河北省清河县的油坊镇出大蒜,据不完全统计,全镇2006年大蒜种植面积在6100亩之上。大蒜种得多,咋卖出去?这不用愁,因为这里有一支农民大蒜销售队伍。王树锁就是其中一个。

王树锁是油坊镇前魏村农民。他40多岁,面色黑里透红,个子不足一米六。时值冬令,他的蓝西服里边,穿的是蓝毛衣,毛衣里面衬衣的领子左侧在外面翻着,右侧则在里面扣着。别看衣冠不整,他可是闯荡市场的好手。

往京城卖蒜,王树锁不是第一个。听说邻村的农民在北京卖蒜发了大财。2005年,他家里也种了3亩,大蒜收获之后,也想卖个好价钱,于是壮起胆子到北京一试。他先到北京看了看市场,价格真高,一挂一百头的大蒜,好的能卖到四五十元。于是当机立断,在郊区租了处闲房,回家租车将家里的大蒜一股脑拉到了北京。然后骑辆旧自行车走街串户,或去集贸市场,或去机关单位,他这种灵活的销售方式受到北京人的欢迎,自己当然也尝到了很大甜头,原本在家里卖不到20元的一挂蒜,在这里却能卖到30多元,偶尔还能卖到40元。

不到一个月,自家的大蒜就卖完了。事后一算账,亩收入近5000元,比在家多赚了一倍的钱。

于是,揣着连本带利那厚厚的一沓子票子,回家又收购了一大车蒜拉往京城。不足一个月,这车蒜又卖光了,他的腰包又鼓了不少。

2006年,王树锁带上了自己的小舅子。因为要把生意做大,一个人实在顾不过来。当年大蒜的行情又不错,他们两人一直在北京卖了5个多月,到底卖了多少蒜,那就不用说了,反正二人是稳赚了一把。

王树锁进京卖蒜有无限欢乐,但也不无遗憾。他开始嫌自己种的蒜头小,与山东某地种的大蒜相比,稍逊一筹。他说,人家的大蒜又大又圆,咱卖30元一挂,就觉得够多了,可人家一挂卖到60多元,为什么?思来想去,他找到了门道,是自家种的蒜太稠了,这大蒜一棵挨一棵,怎么能长大?看来这大蒜光有数量没有质量还真不行。他回家后,不仅自己种的稀了,还向乡亲广泛宣传这个道理。

王树锁京城卖蒜什么也不怕,单怕穿蓝制服的城管。城管追起外地人来真是了得,有一次追得他跑掉了一只鞋。不过,王树锁说,他追他的,咱还得干。今年他一口气又租了好几亩地,全都种了大蒜。他指着去年花5万多元盖的5间新房说:“看准了的事就得干,好吃谁还撂筷!”

村里及十里八乡的人都动了心,你往北京卖,我往天津卖,他往太原卖,仅前魏村就形成了一个50多人的大蒜外销队伍。

35岁的重庆农民工陈春燕,已在外打工15个年头,他在上海的2006年――

收入提高不太多

权益保障有改善

本报记者 王伟健

1月17日,连续下了几天雨的上海,终于露出了晴。在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福利院工程的工地食堂里,60多名农民工趴在桌子上,认真地做着建筑工人专业技能答卷。在不远处的露天工地上,另一批农民工则在热火朝天地参加砌筑工操作考试。为提高农民工技能,规范职业资格准入,从2006年11月24日,浦东新区全面启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,首批800多人将参加船舶、建筑、服务等行业相关专业的培训,并进行专门的考试。

陈春燕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,头戴橙色的安全帽,在认真地砌筑砖墙。仅靠一把水泥刀,短短的10分钟,他就砌起了一座长约1米、高约半米的墙。“通过!”来自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员会的考官在他的名字上大笔一挥。

35岁的陈春燕来自重庆梁平,在外打工已有15个年头,曾北上北京、南下广州、东进江苏,“哪里有活去哪里”。前年,他来到上海,成为上海浦建工程公司一名建筑工人。

“在上海打工挺好的。”他说,这一年来,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,权益得到很大的保障。

2006年11月,上海市政府下发《关于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实施意见》,要求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对于维护农民工在劳动、生活和发展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保障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,其中包括建立“欠薪欠保”问题防范和处理机制。“现在,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及时拿到工资,从来没有被拖欠过。”陈春燕说。

他不太满意的是这一年的收入提高不多。他说,现在一天的收入是60元,除去住宿在工地上不用掏钱外,其他一切开支都要从这点收入中扣除,七扣八扣,一天只赚30元左右,到春节,也就拿万把块钱回家。

但一到春节,回家又是个大麻烦。“还好今年春运期间火车票不涨价。”但300多元的价格对陈春燕来说,也是笔不小的开支。价格降下来了,可车票还是很难买。“现在都已经买不到1月28日的票了。”他说,今年看来要坐长途汽车回去。

“希望2007年我的收入能提高一些,能把妻子接来。”他憧憬着这次培训和考试能够给他提高收入增加点砝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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